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枞阳历史上的“文学气象”
来源:文史委   发布时间:2018-09-11  点击次数:

 方锡球

枞阳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突出,在很长一段时期蔚成壮观“气象”之态。所谓气:是指生机的语言或话语状态,生机勃勃,渊深朴茂。所谓象:是指有笔力,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具有丰富的蕴含、韵味。

一、气象之貌

枞阳有其深厚的文学土壤,连农民都会谈诗论文。

文人数量多。总计清朝科举会试102科,共录取进士26362人,平均每科235人,以262年计,每年平均100人(一说清代262年间共开科112榜,取进士26888人,平均每年103人。)明代277年间共开科88榜,取进士24624人,平均每年89人。桐城、枞阳286名进士(两县志240名),占全国0.5%。举人600多人,贡生509人。

    著作繁富。经、史、子、集卷帙浩繁。以文学论,在明清两朝地位崇高。结社、文人群体、家族诗群、地域群体、文学流派(中江社、桐城派)皆有,体裁涉及文、诗、小说、戏剧等各类,而且创作和理论都十分丰富,仅以文人数量和创作质量而言,成果辉煌。

作家与学者结合。文学作品厚重,枞阳文学大家涌流。

    二、气象之况(以方以智为例)

    作为明清之际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杰出的思想家,方以智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方面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其诗学理论在思想观点、方法论、学术视野、整合与超越等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我曾撰文论其大概(方锡球《论方以智诗学思想的文化美学特色》,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1、各种体裁兼备,终身创作。方以智的文学作品,涉及诗、词、散文等多种体裁。另据王夫之《船山遗书》载,方氏曾作过戏剧作品,并教伶人排唱(王夫之《船山遗书·搔手问》),现已不见于典籍或流于民间。其诗、词、文亦有大量散佚或湮没未见者。现存诗集主要有:《禅乐府》,当是晚期之作;《博依集》,陈子龙作序,是少年时期的各体诗集;《流寓草》,有徐巨源、陈子龙等五序,是《博依集》之后,23岁至29岁的各体诗集;《无生呓》,是其在广西直至北归以前之诗集;《借庐语》,记庐山的诗歌,书前有钱谦益的《题无和上借庐语》一文;《鸟道吟》,44岁时在南京高座寺开始创作的诗集,集中载有词作30首,始自梧州居冰舍时到南京以后;《建初集》,在南京高座寺时的诗集,其中有吴梅村、陈维崧等答诗;《合山峦庐占》,是其父方孔炤去世后,从高座寺破关奔丧起至47岁以前之诗集,集后有彭士望、戴孝二跋;《五老约》,可能是方以智从庐山回桐城后的追忆之作,有涂斯皇序及自序;《正叶》,是表达其哲学思想的诗作,有自序;《药集》,是带有寓言性质和哲理意味的诗集,与《正叶》一样,当属在江西黎川廪山所作;《信叶》标明为诗余,共收30首诗或词,可能作于度岭北还前后。

2、善于吸收众家之长,创作质量上乘。关于方以智的诗歌,朱彝尊和王士祯曾评道:“先生纷纶五经,融会百氏,插三万轴于架上,罗四七宿于胸中。早推许部之人伦,晚结宗雷之净社。乐府古诗,磊落崇岭。五律亦无浮响,卓然名家。”(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可见,方以智在诗歌创作上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在明清之际有巨大的影响。

明末的文学界,流派林立,杂语喧哗,师古与师心的矛盾十分尖锐。就方以智的诗歌创作看,前期犹受复古派的诗歌创作影响,后期能于“格调”和“性灵”之间,“听其同异”以求“大同”。表现出诗学和诗歌创作融合与开拓的追求。

王夫之言方以智“蚤以文章誉望动天下”(《永历实录》卷5),但仅以《博依集》10卷的整体风貌来看,诗歌风格、诗歌技巧和意蕴多是仿古之作,以其当时的年龄,尚属少年与青年。所以,方以智在22岁游历吴中时,天启状元、崇祯名臣文震孟,对这样一位年甫弱冠者的诗集作序时,言其“乐府古歌行,直追汉魏,笔阵纵横,亦在晋唐间。”陈子龙在为《博依集》所作的《序》文中,亦将方以智的创作与后七子的领袖人物李攀龙相提并论:“去年秋,余游钱塘,遇桐城方密之,其出诗数百篇,诸体都有,大要归于极古,其才情超烈,有过济南而挟旨则同矣。陈子龙对《博依集》的评价基本是准确的,陈子龙本人在文学理论的取向上,主张”格调”,但与前后七子的复古创作主张已经有较大区别,因为明清之际的历史语境和文化现实,促使文化学术和文学思想朝着融合、超越的趋向前行。

方以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着他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批评。《博依集》虽然深受复古论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的影响,但只是就诗歌技巧和诗歌风格方面讲究学习古人,以之写现实感受,抒心中之情;其才华驰骋之处,体现了时代的风潮和富有个性的追求。也就是陈子龙在《博依集序》中所言:“重法而不以法废才,论格而不以格拘气”。可见其创作倾向,并没有门户之见,明显在扬弃的基础上,折中调和了格调论和公安性灵论的理论内容,追求诗歌创作和诗学思想的融合与开拓。这在《博依集》之后的诗歌集《流寓草》中体现得就更为明显。《流寓草》形式上讲求“仿汉魏古辞”,却写的是亲身感受,反映的是现实的种种疮痍和时代悲欢,绝无无病呻吟之态。这一创作也证明,在复古派和公安派之间,他具有吸收和超越的双重意识:“时移改体,沿变传讹,株守臆造,两皆纷舛。”(《此藏音义杂说》)既反对复古派的“株守”,亦反对公安派的“臆造”。方以智在《与姜如须论诗》中明确提出博收众长的态度:“此谓大家收众长,风雅正变求真诀,壬申即遇云间龙,己卯又与□逢。骚雅汉魏合陶铸,协律唐宋穷乃工。”这首诗里,包含他的诗歌创作追求,明确提出诗歌大家的生成条件之一是融合众长,而融合众家之长,需要对风雅“正变”有准确的把握,顺应正变的规律;此外,还应该在内容和形式上,全面吸收以往的丰富遗产,进行整合创化,以便促使新的文学形式的产生,新的文学高潮的出现,这是诗歌大家的作用之一。这一诗学思想与方以智力图创造一个集大成的思想体系是完全一致的。正是如此,黄宗羲对方以智的学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余束发交游,所见天下士,才分与余不甚悬绝而为余之所畏者,桐城方密之,秋浦沈□铜,余弟泽望及子一四人。”(《翰林院庶吉士子一魏先生墓志铭》)即使是当时颇具影响的“易堂九子”之首的魏禧亦称:“禧之事丈人,拟于严师然”,“丈人见易堂诸子,颇以直谅相许,而教诲缱绻,则于益禧尤笃,……”(《魏叔子文集》卷5《同林确斋与桐城三方书》)这样的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的诗歌内容和形式肯定有不为人所轻易窥见的堂奥,限于篇幅,本文只论其青少年时期的《博依集》,间及稍后创作的诗集《流寓草》。

3、家学渊源深厚,家族文化发达。方以智的少年生活是在严肃紧张的家教氛围中度过。三岁之前,曾祖方学渐和父亲方孔炤便对其进行启蒙教育。七岁那年春夏之交,方孔炤抵嘉定任,密之离开故乡,随宦至蜀(《浮山文集前编》卷3《稽古堂二集》卷下《七解》:“自总角随尊人经栈道,见峨嵋,……”),那时他就能写诗了(据方中通《陪诗》卷四《惶恐集·哀述》注:“老父……七岁赋诗。”),八岁时父亲迁官福建福宁,方以智在福宁生活了将近三年,在九岁的时候,问学于熊明遇和郑三俊,熊明遇热心传播西学,曾与徐光启合译《泰西水法》一书。这一时期,他已能咏六经,工书法,并培养了对自然科学的兴趣。除这些以外,还随祖父游过庐山,居福宁期间,亦游武夷、太姥诸山,过着“十岁好击剑,舞衣动白日”的生活。十二岁时,母吴令仪逝世,归桐就养于仲姑方维仪,受到的管教更严。次年随父宦游京师,驰驱齐鲁,留意于名山大川,兴怀成咏。接着,因父亲忤权奸魏忠贤被夺官革职,于天启五年夏天返回桐城,师事白瑜读书南山,经史成诵。

4、结社和漫游。天启六年,方孔在桐城建“泽园”,课子读书于园内,方以智在这里与周歧、孙临、叔父方文结“永社”,志同道合,“往往酒酣,夜入深山,或歌市中,旁若无人。人人以我等狂生,我等亦谓天下狂生也。”(《浮山文集前编》卷2《稽古堂二集》卷2《孙武公集序》)是年,从清隐法师游浮山,刻石题岩。天启七年,方以智十七岁,在课读之余,遍览本县和临县的名山大川,并在这一年师事当时的自然科学家王宣。王宣博极群书,最精《河》、《洛》和医学。在遍游池阳、九华、龙眠、浮山,作客庐江冶父之后,顿感日月蹉跎,壮志未酬,于崇祯元年(时年18岁)七月,出游南京,暮秋返桐,途经采石,因遇风雨泊舟江头,作诗《离金陵泊江头》(见《博依集》卷八),诗中有“百里云山辞建业,三更风雨读《离骚》”的句子,可见,他已经自我觉醒,以追求文史事业为己任。少时的自负似乎不见,对人生多了深沉的思考。读书经年,浮气渐失,正如《博依集》卷5《咏怀》云:“不如掩重扃,寒暑自却疾。矢志有古人,黾勉事著述。筮卦当得谦,君子有终吉。”但到十九岁那年(崇祯二年,1629)元旦,与同学赋诗抒怀时,又意欲有所作为:“湖南风雨前年度,邑北山川晓自斜。少壮几时能起舞,何为空做食胶牙!”(《博依集》卷8《己巳元旦诸子分韵》)从立志苦读到励志成就功名,可能与满清建国、饥民揭竿而起有极大的关系。于是在崇祯二年十月,与族叔方文相依游学白门:“蒲杨十月余黄叶,风雨连朝到白门。”(《博依集》卷8《次三山》),也就是这一次游学南京时,闻清兵入关,京城告警,忧心不已。暮冬返桐后,又于次年春天载籍出游,夏末,再造南京,游常熟,问学于瞿式耜。崇祯五年,往返吴门白下、宣城、芜湖、金坛、苏州和皖桐之际,颇多交际,交游者中主要有钱澄之、梅朗中、周镳、阮自华、沈寿民、文震孟,特别是梅、阮、沈、文四人,在当时名声显著,文震孟是天启二年状元,崇祯朝任东阁大学士,方以智是年22岁,文震孟却亲为《博依集》作序,序中言及方以智当时“名噪吴门”的盛况:“吴会诸名人咸延颈愿交,长老先生亦皆折行辈称小友,惟恐不得当也,名噪吴会间籍甚。”当年,又诣常熟钱谦益舍,博览群书。同时结交杨维斗。八月泛游杭州西湖,三上天竺,交游者甚众,其中有陈子龙等“云间才子”,与他们气味相投,至嘉兴,交友数十人。返桐后再抵云间,除晤陈子龙外,得新友李雯、夏允彝、朱灏等人,又经佘山访陈继儒,取道苏州,至镇江、南京,冬回桐城。崇祯六年夏,汇所作《拟求贤诏》、《拟上求治书》、《文论》、《结客赋》、《九将》诸篇,成《稽古堂初集》,宰相何如宠以及陈仁锡作序。从此,见其经天纬地的宏愿,和为天下苍生谋的追求了。秋天,会试南京,主金陵广业文社,结交者众,亦于是时结识吴应箕,至是年冬,结识者更多,其中有陈名夏、陈贞慧、张自烈。方以智交往的这些人士,后来多数成为复社成员。从这里,我们感到,一个只有23岁的年轻人,其人生经历确实是太丰富了。他的《博依集》就是对这丰富人生经历的艺术反映。

5、题材丰富,抒写内容深广。《博依集》的题材,几乎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政治、战争、事业、事功与忧患;写景、游仙、青春情怀、思妇和人生感慨;离别、思乡、亲情、友情和燕集;亦有言理之作。

《博依集》是方以智处在青春少年时期的歌,其中有优美动听的吟唱;有情绪激昂的旋律;也有意绪较为复杂的人生感受。这些表现在他的各类题材的诗歌中。

明末是一个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时代。政治和战争,自然在青年方以智的头脑中留有较深的痕迹。较早的有《东光》、《蒿里》、《对酒》、《平陵东》、《王子乔》、《苦寒行》、《豫章行》、《相逢行》、《步出夏门行》、《饮马长城窟行》、《胡无人行》等作。《东光》、《蒿里》多模拟汉乐府和魏晋五言的话语风格和审美境界,表明方以智在青年时期,多受七子复古派文学创作的影响:“望东光,西接苍梧长。荡子从军行,中道无衣裳。腐粟不可食,何以续断肠。”(《博依集》卷之二)显然是间接描写战争,将少年的莫名意绪和间接得到的战争感受柔和在一起,模仿魏人乐府话语和境界,虽少风人之致,却因话语组合和音节色泽的原因使诗歌意义具有多重层面,在韵味悠长方面既保留也超过了汉魏乐府的纯朴特色。方氏对战争的反对立场通过对“荡子”的同情显露出来,与杜甫《悲陈陶》的战士“良家子”身份不同,方以智以对“荡子”的从军简洁地表现了明代末期政治的状况和战争的残酷性。因此,他往往将战争和政治的黑暗连在一起,以一个少年的眼光来观照太平时代的政治和文化冲突。